警惕意识形态绑架摇篮： 不要让“主义”凌驾于“人性”之上而引发育儿悲剧
——张赐荣评 《当女性主义者妈妈生下男孩》
[文 / 张赐荣]
读完真实故事计划《当女性主义者妈妈生下男孩》一文，犹如目睹一场打着进步旗号却在微观层面实施精神倾轧的荒诞剧。文章描绘了一群自诩为“女性主义者”的母亲，在得知自己生下男孩后所经历的“失落”、“崩溃”，以及随后在育儿过程中为了对抗所谓“父权制”和“有毒的男子气概”，对儿子进行的一系列性别改造实验。字里行间，我们看不到初为人母的喜悦与对新生命的纯粹悲悯，看到的却是一个个被宏大叙事裹挟、将抽象的政治理念生硬切割血肉亲情的焦虑灵魂。
实事求是地说，追求性别平等、反对对女性的压迫，是现代文明的应有之义。然而，当这种宏大的社会政治诉求被极端化、教条化，甚至被毫无保留地投射到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一个懵懂无知的幼童身上时，它就彻头彻尾地走向了反面。这不仅背离了人类最基本的人伦常识，更是对儿童身心健康的一种隐性虐待。
在这篇文章中，最令人胆寒的细节莫过于这些母亲在得知胎儿性别时的反应。因为怀的是男孩，她们感到“没有安全感”、“被背叛”，甚至觉得生下了“一个处于压迫阶层的既得利益者”。这种前置的敌意和防备，不仅违背了一个母亲的自然天性，更在逻辑上陷入了极其荒谬的“生理原罪论”。
当今文明社会的共识是任何人都不能因为其无法选择的先赋特质（种族、肤色、生理性别）而受到歧视或被预设为“有罪”。一个刚出生的男婴，只是一张纯洁无瑕的白纸，他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然而，这些标榜前卫的母亲，却仅仅因为他携带着Y染色体，就粗暴地将几千年来父权制社会的历史账单强行扣在了一个婴儿的头上。
这与传统重男轻女观念中“因为生了女孩而感到绝望”有何本质区别？两者共享着同一套逻辑：即孩子的价值和被爱的资格，取决于他们的生殖器官是否符合大人的期待。传统的男权社会将女孩视为“赔钱货”或“外人”，而这些极端的女性主义母亲则将男孩视为“潜在的压迫者”或“政治上的敌人”。若母爱不是无条件的包容和接纳，却沦为需要经过意识形态审查的政治施舍，这难道不是人伦的彻底沦丧吗？将抽象的阶级压迫理论生搬硬套到血肉相连的母子关系中，不仅是理论的滥用，更是人性的悲哀。
为了防止儿子长成“有毒的男人”，这些母亲采取了一系列荒谬至极的所谓“改造”措施，比如给儿子穿粉色和橘色的衣服、买毛绒玩具、压抑他们表现出的传统男性特征。这些妈妈们自认为是在打破性别刻板印象，但实质上，她们只是在亲手打造一个全新的、相反的更极端的牢笼。
真正要打破性别刻板印象，关键在于给孩子“自由”和“选择权”。如果是男孩天生喜欢粉色、喜欢洋娃娃，父母应当给予尊重和包容，不横加干涉。但这并不表示，为了彰显母亲的政治正确，就必须刻意、强制给男孩塞洋娃娃、穿女装。这些所谓“女性主义”母亲们，并不是在尊重孩子的自然天性，而是在对孩子进行“去社会化工程”，对孩子的身心发展影响极其恶劣。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提出一个著名的道德＂绝对命令＂，即“人是目的，而绝不仅仅是手段。”在这场极端的育儿实验中，孩子的主体性被完全剥夺了。他们不再是一个个拥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生命个体，而沦为了母亲缓解自身性别焦虑的工具，沦为了母亲在社交媒体或朋友圈展示自己“先锋女性主义立场”的政治道具。
当一个母亲看到儿子穿着粉色衣服、玩着毛绒玩具，心里想的不是“我的孩子真快乐”，而是“看，我成功地解构了男子气概”、“我为反抗父权制做出了贡献”时，这不仅是对孩子的物化，更是极度自私的表现。她们以“反抗压迫”为名，却在家庭这个微观权力结构中，对毫无反抗能力的幼子行最严密、最专制的精神控制之实。
这些自诩“女性主义先锋”的母亲们对男孩日常行为的过度解读，堪称“泛政治化神经质”的绝佳样本。儿子和小伙伴抢夺玩具、挥舞塑料剑、表现出好胜心，这些在儿童发展心理学中再正常不过的行为，在这些母亲的“政治滤镜”下，统统变成了“男性特权的萌芽”、“对弱者的压迫”以及“有毒男子气概的显现”，必须加以严肃纠正。
儿童发展心理学强调，儿童在特定阶段（尤其是2-6岁）会出现强烈的自我意识，伴随着抢夺玩具、划分地盘等行为；同时，由于荷尔蒙和大脑发育的差异，许多男孩在幼年时期确实表现出更高的身体活动水平，喜欢奔跑、摔跤、模拟战斗等消耗精力的游戏。这些行为是哺乳动物在安全环境下探索世界、锻炼身体协调能力和建立社交边界的自然方式，与成年人世界里复杂的系统性性别压迫毫无关联。
然而，这些母亲却患上了严重的“意识形态迫害妄想症”。她们丧失了就事论事的能力，把宏大的社会学词汇生硬地砸在幼童的嬉闹上。一根普通的树枝，在她们眼里成了权力的象征；一次普通的孩童摩擦，被上纲上线为性别霸凌。这种草木皆兵的养育方式，不仅让母亲自己活在无休止的焦虑与内耗中，更会给孩子带来深重的心理灾难。
试想，一个男孩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每一次出于本能的活泼、好动、竞争，都要面对母亲审视、警惕甚至失望的目光。他无法理解什么是“父权制”，但他能敏锐地察觉到母亲对自己身上某种特质的厌恶，感受到母亲对自己的疏离。长此以往，这个男孩的童年将被无形的恐惧和罪恶感填满。他会被迫阉割掉自己自然的生命活力，变得小心翼翼、唯唯诺诺，被迫学会了察言观色，仅仅为了讨好母亲那个他根本无法理解的“政治标准”。这就是残忍地剥夺了一个孩子最宝贵的“童年豁免权”，逼迫他们在连字都还不认识的年纪，就要为人类复杂的社会历史原罪买单。
这些母亲们似乎天真地认为，只要从小掐灭男孩身上的“男子气概”，给他们穿上柔软的衣服，教他们流泪，就能培养出尊重女性的完美男性。这种认知不仅肤浅，而且极度危险。
首先，“男子气概”并不等同于“有毒的男子气概”。勇敢、坚毅、担当、保护弱小、竞争意识，这些传统的男性特质，也是全人类的优秀特质，在社会发展和个体生存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将这些特质与“压迫女性”强行划等号，是一种十分粗暴的偷换概念。如果在教育中刻意打压这些特质，我们培养出的将不会是尊重女性的绅士，而是心理扭曲、懦弱、缺乏责任感的“空心人”。
其次，心理学研究表明，过度的压抑往往会导致更猛烈的反弹。当这些在“去势”教育下长大的男孩步入青春期，开始觉醒自我意识时，他们很可能会经历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这些男孩们会为了反抗母亲多年的压迫，走向另一个极端，投奔最粗鄙、最暴力的极端大男子主义群体以寻找性别认同；或者，她们会因为长期背负“男性原罪”的十字架，陷入深度的抑郁、自恨和自我否定。
一个连自己的生理性别都不敢正视、连自己的自然天性都要时刻防备的男孩，怎么可能有健康的心理能量去真正地尊重、爱护他人（包括女性）？真正的尊重建立在强大、自信和包容的人格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被阉割的顺从和莫须有的负罪感之上。
必须要明确：培养一个尊重女性的男孩，绝不需要以牺牲他的童年快乐、扭曲他的自然天性为代价。真正的平权教育，不应该聚焦于表面的颜色、玩具或气质的“去性别化”，而应该聚焦于核心价值观的塑造。不应该每天对着一个三岁的孩子宣讲“父权制的压迫”，而更应教他能理解的道理：打人是不对的，无论对方是男孩还是女孩；如果弄坏了别人的玩具，要真诚地道歉；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爱好，我们要尊重别人的不同。这些是最朴素的“人本主义”教育，它超越了狭隘的性别主义叙事，指向的是如何成为一个具备共情能力、责任心和基本道德底线的“大写的人”。
作为一个母亲，如果希望消解社会中的性别不公，最好的方式不是把愤怒发泄在自己无辜的儿子身上，不是把儿子当成“阶级敌人”去防范，而是用爱、宽容和理性的榜样力量，去滋养这个小生命。让他看到自己的母亲，一个独立、自信、不卑不亢的女性是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和奋斗的。这种潜移默化的力量，比给男孩穿一百件粉色衣服、没收他所有的玩具手枪都要深刻、有效得多。
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任何试图用抽象的、狂热的政治理念去干预微观人性、改造自然生命的尝试，最终都会酿成悲剧。这些陷入性别焦虑的女性主义母亲，在无意中已经成为了自己最讨厌的人——她们用一套新的、不可抗拒的权力话语，对弱小者实施着无所不在的规训与压迫。
摇篮不是意识形态的角斗场，孩子也不是父母政治表演的道具。是时候放下那些让人神经紧绷的宏大叙事了，让教育回归常识，让母爱回归纯粹。请先把他当成一个拥有无限潜能、需要被无条件爱着的“孩子”，然后再去谈论他是个“男孩”。唯有当爱先于一切“主义”时，我们才能真正培养出内心光明、懂得尊重他人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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